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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红老师介绍
胡志红的博士论文《西方生态批评研究》即将出版,作为他的导师我感到非常欣慰,嘱我作序,我很乐意,但也感到为难,其原因是,为弟子的书作序,唯恐有失公允。好在山东大学曾繁仁教授、苏州大学鲁枢元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孙景尧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都评阅其论文,并都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同时也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我赞同这些专家的意见,也为志红的论文能赢得专家们这样高的评价而感到高兴。从这些专家们的评语中可以看出,胡志红是一位具有学术胆识、独立思考精神且具有较高学术修养的年轻学人。其论文是国内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西方生态批评的博士论文,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有助于提高国内生态批评水准,开拓国内生态批评学术视野,推动中西生态批评学术对话,同时,也有助于开启比较文学新的学术维度。
当然,志红的论文远非完美无缺,不可避免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为处于当前国际学术前沿的当代西方生态批评理论涉及的学科面较广,有比较复杂的社会、学术和哲学背景,而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大多是初步的介绍,泛泛而谈的多,深入研究的少。此外,生态批评学术活动在我国初露端倪,学科理论尚处于草创时期,学科方向还未明朗。这意味着,国内有关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材料非常匮乏,可资借鉴的东西太少。甚至可以这样说,要对西方生态批评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必须从头开始,可想而知,志红的博士论文写作可谓困难重重。
2002年底,胡志红攻博学习还不到半年,他就向我谈到其对生态批评感兴趣,我就鼓励他对此作一些研究,并希望他将其博士论文题目圈定在生态批评领域,尤其是西方生态批评,因为他是英美文学硕士,英文功底较好,熟悉西方文化,尤其是英美文化。可是,当他真的着手准备的时候,很快就感到茫然、困惑,甚至试图放弃,首先是因为他对生态批评话语不太熟悉,其次是可资借鉴的资源几乎是“无”,虽然他淘遍了国内各大图书馆,常常是两手空空。可他对生态运动的悉心关切,对生态批评的执著,最终留住了他。作为导师,我鼓励他去参加国内生态批评学术会议,去倾听同行们的多种声音,向国内学界前辈请教,去拜读他们的作品,以此想办法帮助他收集材料。最终,志红通过各种渠道很快从英美收集到大量最新的生态批评英文著作及相关资料。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他以不凡的毅力与精力克服重重障碍,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出色地完成了2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一份辛劳,一份收获。其博士论文受到了国内生态批评学者及比较文学专家们的一致好评,认为其论文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甚至是填补国内空白的研究。依我看,归结起来,其博士论文(即本专著)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集中体现了一个“新”字。本论文是国内首次对西方生态批评作全面深入研究的尝试,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所用的多是第一手最新资料,其中不少生态批评术语都由笔者首次翻译引入,作者在大量细读西方生态批评名著的基础上,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对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范围及主要特征作了较好的概括和明确的界定。?
其次,本论文首次将西方生态批评置入比较文学视域中进行研究,较成功地实现了生态批评与比较文学理论之间的嫁接,将生态批评与比较文学整合起来。从生态批评的视域来看,比较文学不仅要成为消除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冲突的重要文化力量,而且也应成为消除人类与自然之间紧张关系,重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重要文化力量;比较文学不仅要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文化霸权,而且也要致力于消除物种歧视、物种霸权。透过绿色化的比较文学视野来看,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孤立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基于歧视、隔阂、敌对及唯我独尊的“主义”,就没有存在的依据,因为它们不仅是反文化的,而且也是反生态的。生态批评的跨越性特征将比较文学研究拓展到整个生物圈,让比较文学成为建构宇宙和谐的重要文化力量。?
再次,本论文不仅有助于提升国内生态批评的水准,而且也有助于拓展中国生态批评视野,深化中西生态话语的对话与交流。作者结合中国当前生态批评的实际开展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肯定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及所呈现的民族特色。作者认为,中国批评界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唯西方生态批评理论马首是瞻,一开始就积极主动参与生态话语建构,努力建构自己独特的生态批评话语模式、学科理论,在建构生态批评话语理论过程中,竭力彰显中国民族文化的生态价值,这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自己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与珍视。?
但是,中国生态批评严重缺乏西方生态批评所具有的自觉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和学科理论建构意识。西方生态批评学者无论在建构生态批评理论,还是在生态批评学术实践中都表现出较强的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意识,并且认为这种“跨”的特质是基于生态中心主义或曰生态整体主义哲学的整体观、生态学的相互联系的特征,生态批评的跨越性特征是与基于机械论、二元论和还原论的传统文艺研究模式之间的重大区别。相比较而言,中国生态批评无论在学科理论建构过程中,还是在学术实践中都存在单向度、平面化和简单化的倾向。具体来说,中国生态批评自觉的跨学科意识比较淡薄。在阐发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往往缺乏西方生态批评那种多学科的视野。另外,中国生态批评的自觉的跨文化意识也较淡薄,往往以中释西,“单向阐发”。而且,与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相比,中国生态批评运用的理论不仅很不成熟,且非常单一。简言之,中国生态批评界在试图建构自己独特的生态批评理论时,或多或少存在闭关自守的倾向。?
总的来看,作者对中国生态批评的评介是比较中肯的,尤其他对中西生态批评的比较研究对于中国生态批评学术活动的发展、深化以及生态话语的建构都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当然,本书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存在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其内容需要进一步充实,其形式需要进一步完善,其论点需要进一步升华,其视野需要进一步开拓。我希望作者再接再厉,切忌浮躁,静下心来,继续对西方生态批评作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国,除了道家和儒家,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中也蕴藏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显示出极高的生态智慧,因此,应该对这些民族文化的生态智慧加以发掘,让他们也发出自己的声音,建构真正的生态多元文化,从跨文化、跨文明的视角建构真正的生态诗学体系。相信作者在不远的将来能写出一部较高学术水准的《跨文明生态诗学》,是吾望也。
当然,志红的论文远非完美无缺,不可避免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为处于当前国际学术前沿的当代西方生态批评理论涉及的学科面较广,有比较复杂的社会、学术和哲学背景,而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大多是初步的介绍,泛泛而谈的多,深入研究的少。此外,生态批评学术活动在我国初露端倪,学科理论尚处于草创时期,学科方向还未明朗。这意味着,国内有关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材料非常匮乏,可资借鉴的东西太少。甚至可以这样说,要对西方生态批评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必须从头开始,可想而知,志红的博士论文写作可谓困难重重。
2002年底,胡志红攻博学习还不到半年,他就向我谈到其对生态批评感兴趣,我就鼓励他对此作一些研究,并希望他将其博士论文题目圈定在生态批评领域,尤其是西方生态批评,因为他是英美文学硕士,英文功底较好,熟悉西方文化,尤其是英美文化。可是,当他真的着手准备的时候,很快就感到茫然、困惑,甚至试图放弃,首先是因为他对生态批评话语不太熟悉,其次是可资借鉴的资源几乎是“无”,虽然他淘遍了国内各大图书馆,常常是两手空空。可他对生态运动的悉心关切,对生态批评的执著,最终留住了他。作为导师,我鼓励他去参加国内生态批评学术会议,去倾听同行们的多种声音,向国内学界前辈请教,去拜读他们的作品,以此想办法帮助他收集材料。最终,志红通过各种渠道很快从英美收集到大量最新的生态批评英文著作及相关资料。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他以不凡的毅力与精力克服重重障碍,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出色地完成了2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一份辛劳,一份收获。其博士论文受到了国内生态批评学者及比较文学专家们的一致好评,认为其论文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甚至是填补国内空白的研究。依我看,归结起来,其博士论文(即本专著)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集中体现了一个“新”字。本论文是国内首次对西方生态批评作全面深入研究的尝试,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所用的多是第一手最新资料,其中不少生态批评术语都由笔者首次翻译引入,作者在大量细读西方生态批评名著的基础上,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对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范围及主要特征作了较好的概括和明确的界定。?
其次,本论文首次将西方生态批评置入比较文学视域中进行研究,较成功地实现了生态批评与比较文学理论之间的嫁接,将生态批评与比较文学整合起来。从生态批评的视域来看,比较文学不仅要成为消除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冲突的重要文化力量,而且也应成为消除人类与自然之间紧张关系,重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重要文化力量;比较文学不仅要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文化霸权,而且也要致力于消除物种歧视、物种霸权。透过绿色化的比较文学视野来看,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孤立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基于歧视、隔阂、敌对及唯我独尊的“主义”,就没有存在的依据,因为它们不仅是反文化的,而且也是反生态的。生态批评的跨越性特征将比较文学研究拓展到整个生物圈,让比较文学成为建构宇宙和谐的重要文化力量。?
再次,本论文不仅有助于提升国内生态批评的水准,而且也有助于拓展中国生态批评视野,深化中西生态话语的对话与交流。作者结合中国当前生态批评的实际开展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肯定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及所呈现的民族特色。作者认为,中国批评界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唯西方生态批评理论马首是瞻,一开始就积极主动参与生态话语建构,努力建构自己独特的生态批评话语模式、学科理论,在建构生态批评话语理论过程中,竭力彰显中国民族文化的生态价值,这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自己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与珍视。?
但是,中国生态批评严重缺乏西方生态批评所具有的自觉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和学科理论建构意识。西方生态批评学者无论在建构生态批评理论,还是在生态批评学术实践中都表现出较强的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意识,并且认为这种“跨”的特质是基于生态中心主义或曰生态整体主义哲学的整体观、生态学的相互联系的特征,生态批评的跨越性特征是与基于机械论、二元论和还原论的传统文艺研究模式之间的重大区别。相比较而言,中国生态批评无论在学科理论建构过程中,还是在学术实践中都存在单向度、平面化和简单化的倾向。具体来说,中国生态批评自觉的跨学科意识比较淡薄。在阐发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往往缺乏西方生态批评那种多学科的视野。另外,中国生态批评的自觉的跨文化意识也较淡薄,往往以中释西,“单向阐发”。而且,与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相比,中国生态批评运用的理论不仅很不成熟,且非常单一。简言之,中国生态批评界在试图建构自己独特的生态批评理论时,或多或少存在闭关自守的倾向。?
总的来看,作者对中国生态批评的评介是比较中肯的,尤其他对中西生态批评的比较研究对于中国生态批评学术活动的发展、深化以及生态话语的建构都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当然,本书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存在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其内容需要进一步充实,其形式需要进一步完善,其论点需要进一步升华,其视野需要进一步开拓。我希望作者再接再厉,切忌浮躁,静下心来,继续对西方生态批评作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国,除了道家和儒家,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中也蕴藏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显示出极高的生态智慧,因此,应该对这些民族文化的生态智慧加以发掘,让他们也发出自己的声音,建构真正的生态多元文化,从跨文化、跨文明的视角建构真正的生态诗学体系。相信作者在不远的将来能写出一部较高学术水准的《跨文明生态诗学》,是吾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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