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忠发,男(1962.11---),安徽合肥人,在杭州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先后在浙江树人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担任教学管理和《大学语文》教学研究工作，其间主要成果是《全国组编本大学语文注释商榷》，任《大学语文新编教程》副主编。1998年底来杭州师范学院从事语言文字教学研究工作，担任《古代汉语》、《文字学》《汉字形义学》、《汉语史》等课程的主讲教师。主要著作有《汉字文化学》、《戴震朴学研究》、《现代训诂学探论》（初名《训诂五论》，即出）、《中学文言文教学研究》等。8年来，我已经解决的比较有学术意义的问题有以下一些。
一、在文字学领域：
1、 我将汉字起源的历史年代上推至8000年前，这一成果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2、 我从曲折语言和非曲折语言对文字的要求的角度，第一次从理论上解决了汉字拼音化改革的前途问题，使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了解决的方法；
3、 我主张汉字学研究应该着重研究汉字如何用一定的形体表达意义的汉字形义理论问题，我率先进行这个研究，初步揭示了古文字表意手段。这个研究有望扭转1900多年来汉字学研究以六书为中心的研究方向，我认为这是我对文字学研究作出的最大的贡献；(我目前正在撰写《中国文字学研究领域的终结与拓展》一书来系统阐述我的文字学主张，我同时希望有志于汉字形义理论问题研究的青年来我这里读研究生或者做访问学者，我们共同把这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下去。)
4、 提出了提示符号理论，这个理论在古文字考释实践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目前考释的几十个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很多都得益于这个理论和我所掌握的汉字的表意手段；
5、 不少学者认为《汉字文化学》初步建立起了“汉字文化学”的理论框架，对“汉字文化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在历史学领域：
1、 我通过对甲骨文“昼”字的研究证明商代中期已有了日晷，把中国出现日晷的年代上推了2000年，也回答了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一个问题。
2、 中国古代城市建筑考古发现了不少被称为“宫室”“宫殿”“王宫”“宗庙”的建筑群，我通过对这类建筑群内部主要建筑的结构的考证，发现金文“廷”字的结构正好就是描写这类建筑群内部的主要建筑的结构的，从而证明这个建筑就是“廷”，进而考证论定这类建筑群当称为“宫城”，并探明了中国古代宫城的四合院建筑形式的起因。
3、 我通过对甲骨文和甲骨卜辞以及相关考古材料的研究，发现商代自武丁以来因为战争需要，大量造公田，属于商王的公田依井而造，商王使平民为之耕种；为了方便用水，平民的私田环公田而造。平民以耕种公田的方式向国家纳税，然后自耕自养。周代 “井田制”的做法，其实正源自商代。揭示了“井田制”的实质和起源年代，纠正了过去历史学界所认为的把土地划分成为“井”字形，中间为公田，其他的为私田，平民以耕种公田的方式向国家纳税，这就是“井田制”的错误。
4、 我通过对甲骨文“天”字的不同形体的研究，发现表示“头”的甲骨文作 和 ，而作为祭祀对象的天神的“天”则从上（ ）从大（ ）作 ，大就是人。所以，天神的“天”的概念是用“人之上”来表示的。我们知道，“天空”的“天”很难用一个字来表达，我们的先人们巧妙地利用“人之上”表达了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天”就是作为自然的天。通过对甲骨卜辞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个作为祭祀对象的天神的“天”没有任何神力，所以我论定商代的天神只是一个普通的自然神，并不是人格化的至上神。“天”在周代被尊为至高无上的神。这个结论纠正了史学界和哲学界的错误。
5、 我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商代的史为王室卫队，为进一步研究商代的国防和战争的物资保障系统提供了方便。
6、 我考证出甲骨文“禾”字在卜辞中表示水稻，而“禾”是甲骨卜辞中占卜最多的农作物，论定水稻是商代的主要农作物。解决了农史学界一直搞不清楚的商代的主要农作物是什么的问题。
7、 考古发现了许多长20－25厘米、粗2－3毫米的竹、木或金属细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把它叫筷子，并且认为中国古代在商代的时候就已经使用筷子了。谁都知道：这么细细的棍子根本不能当作筷子用的，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我考证这种长20－25厘米、粗2－3毫米的竹、木或金属细棍是箸，古人用一根箸戳肉，跟我们使用筷子的方法完全不同。上世纪50年代洛阳汉墓出土的一幅壁画上的《宴饮图》中的饮食者正好用一根箸，这证明我的考证是正确的。我考证中国使用筷子是从东汉时期开始的。
8、 甲骨卜辞中有很多“宜于某人”的卜辞，甲骨学界都知道“宜”是个祭祀方法，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是怎样的方法。我们已经知道，在先秦的历史条件下，待客食肉之时，其食案上总是放着两种肉——煮熟的大肉块和切成小块的切肉。这两种肉都是熟肉。造字者利用用熟肉待客的礼节，造了一个宜字，巧妙地表达了“熟肉”的概念。宜，甲骨文作 ， 表示食案，食案上放置的是肉，两种肉中间用线条隔开，显然是为了强调这是两种不同的肉。这样，食案上放着两种不同的肉，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这肉是熟肉。——“熟肉”的概念就这样巧妙地表达出来了。所以，宜的本义是熟肉。因此我指出所谓“宜于某人”就是用熟的牺牲去祭祀某人。以前我们只知道，祭祀是用生的牺牲去祭奠先人，我提出也有用熟的牺牲去祭奠先人，我把它叫做“熟祭”。这个观点在历史学界是独一无二的。
三、在语言研究领域：
1、 我的《现代训诂学探论》解决了以下重要问题：（1）、在对训诂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做了深入研究之后，提出以唐宋时期的训诂为界，训诂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唐以前的训诂，释义者不给出词义解释的依据，只是单纯的释义，这样的训诂我们可以称之为“释义之训诂”。唐以后的训诂，释义者均先对词义作出考证。其所释词义，皆是考求之后的结论。这样的训诂，我们称之为“求义之训诂”。“释义之训诂”，以传统的“形训”、“声训”、“义训”、“义界”为方法，其体系在汉代已经完备，郑玄之功为最。求义之训诂，孕育于唐代，形成于宋代，其理论体系形成于清代。被称为清代学术界第一人的戴震，于当时学术，无所不为，无所不精。戴震系统地论述了训诂产生的原因，训诂的内容，训诂的态度，训诂与其他学术的关系等等，熟练地运用了多种考求词义的方法，初步建立了“求义之训诂”的理论体系。我的这个理论划分解决了一直以来训诂学界关于训诂学体系、训诂学方法方面的混乱和矛盾，为新时代训诂学的教学和研究指明了方向。（2）、由于汉人训诂处于训诂学的发端时期，其结论往往被后人作为古训的依据，于是汉人训诂的错误便在训诂学上以讹传讹，遗患无穷。所以，纠正汉人训诂的错误是当今训诂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我的研究指出了汉代学者训诂存在的对词义不作考证、随文释义、解释词义不顾及语法、由于时代的局限常常说错前代的事物或误释漏释汉代以前的古语词等等问题，并且提出了解决汉代学者训诂存在的问题的五大方法。（3）、通过大量的例子强调训诂学研究必须研究古文字与古文辞，因为这是汉语更早的源头，不研究汉语的源头，我们有很多问题都说不清道不明。然而，将训诂与古文字和古文辞研究结合起来，目前的训诂学界做得很不够，绝大多数训诂学者都不重视古文字，所以我主张治训诂的学者应该注意学习古文字知识。（4）总结出“求义之训诂”考求词义的十二类十七种方法，比著名训诂学家郭在贻师总结的八类十种方法更加系统全面。（5）对我过去在《戴震朴学研究》中对戴震在中国训诂学理论体系建立方面的贡献的论述作了适当的修正，把我过去认为的“戴震是中国训诂学理论体系建立者”修正为“戴震是求义之训诂的理论体系建立者”。
2、 出了一批具有语言学和历史文化双重意义的成果，如《释“箸”》（《古汉语研究》2000年2期）、《朝廷本义考》（《语言研究》2005年4期）、《都邑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2期）等等。
3、 解决了训诂学界长期解决不了的几个最普通又最难解决的问题。在训诂学界，凡是没办法通过排比归纳来解决的问题，往往就是解决不了。陶渊明《桃花源记》“落英”二字，或谓为初开之花，或谓为凋落之花，又或谓为悬垂于桃枝上的花。《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二句，关于这两句诗的理解，自古及今，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曹操《短歌行》“忧思难忘”一作“幽思难忘”，哪一个是曹操的原文？白居易《琵琶行》之“幽咽泉流”后作“水下难”“水下滩”“冰下难”“冰下滩”的都有，哪一个是白居易的原文？这些问题至今没有一个得到完满解决。这些问题在我的《现代训诂学探论》中都得到了完满解决。